这一篇，我们还是合并两节的内容来读《书法史》的东晋部分。内容有两部分：
1、东晋“方笔隶书”的流变与渊源；2、由“北碑”和“南帖”看东晋的铭刻书迹。
“方笔隶书”的流变与渊源东晋铭刻书迹大多采用隶书，这一迹象表明，东晋的“铭石书”还处在“隶书时代”。由于楷书是东晋当道的正体字，人们已经有了深入的楷书意识和书写习惯，写隶书时就会夹杂楷法楷式，比如，我们在东晋隶书中就见到了不少的尖撇、方捺、竖钩之类的笔画，并且，结字有了欹侧的姿态。
比如，前文我们讨论《高崧墓志》时已经提到过，它就很容易被看作是楷书作品：
（《高崧墓志》拓本）
东晋早期，吴中《张镇墓志》的笔画虽然保留着八分隶书的婉曲俯仰的态势，但已经失去了汉魏隶书舒展的姿态，方得见棱见角，形态上已经呈现出方厚的端倪。如图：
（《张镇墓志》实物）
到了东晋中期，在东晋的首都建康（南京）一带出现了如《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那样的“方笔隶书”。
（《王兴之夫妇墓志》拓本）
还有1963年在镇江出土的《刘剋墓志》，也是用方厚平直的隶书铭刻的。只是楷式浓郁一引起，这类隶书的体态比《张镇墓志》更加平直和茂密。
到了东晋晚期，有了西南边陲的《爨宝子碑》，它也是“方厚平直”的隶式，而且书写者有意增饰了“翻挑”和“飞扬”的笔姿，把方笔隶书写得恣肆放纵。
（《爨宝子碑》实物图）
视其姿态，甚至可以说是建康一带方笔隶书的“漫画像”。
尽管东晋“方笔隶书”的体态因时因地因在而显差异，但共有的特征却显而易见：笔画方厚平直，掺杂楷式，结字平正。
其实，东晋以前已有方笔隶书，比如东流的《郭稚文画像题字》（103）、《幽州书佐秦君神道阙》（105）、《鲜于璜碑》（165）、《张迁碑》（186），或方厚或平直。
（《张迁碑》拓本局部）
东吴的《谷朗碑》杂有楷式，方厚，但不平直；
（《谷朗碑》）
西晋的《郛休碑》的横画两端已有对称的翻飞状，竖画是平脚，而《杜谡墓门题记》的笔画完全是方厚状。
前期的这类隶书，当是东晋方笔隶书的渊源所在。由此显而易见的是：东晋中、后期的方笔隶书强化了方厚、平直的特征。
同时也要考虑到，东晋方笔隶书的流行，与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截平直的镌刻方法密切相关。
由“北碑”和“南帖”看东晋的铭刻书迹“北碑”和“南帖”最有影响的一段话来自清代乾嘉时期的朴学大师阮元，他在《南北书派论》中说：
阮元的这套“北碑南帖论”影响深远，成为书法家谈论碑、帖书法最为流行的说法。他认为北碑和南帖两派各有所长：“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显然，这是根据江左尺牍与北朝碑榜各自的书法特点相互比较得出的结论。其实，古代碑志往往采用古体字、正体字书刻，以表示古雅，“昭其典重”。而人们的日常书写，如书信、文书、簿籍之类，因求其简便易实的实用，往往用俗体、草笔。
古人根据用途选择书体，即所谓“体有专用”，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并非单纯的书法问题。即便到了现代，在正规场合采用的书体，仍然是正体字和古体字（相应的，人们的日常书写应用的多是草体或俗体字）。
比较同时代刻迹与墨迹的笔体，既有不同的一面，还有非常相近的一面。在汉朝，汉简中规整的隶书，有绝似碑刻隶书者；而草率的刻石隶书，又有近似简牍的俗笔隶书之迹。
（《曹全碑》上的字）
(汉简中的隶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碑志刻迹与文书墨迹也存在着笔体相似的现象。
由此看来，铭刻书迹与尺牍书法，即清朝学者所说的“碑”和“帖”，其笔体或书法的分野并不是像阮元所说的那样壁垒分明，实际的情况比阮元的“概括”要复杂许多。
因此，正确的寻求“南北书派”之异的合情合理的方法，应该以南北同一类属的书迹进行比较研究，即碑志对碑志、墨迹对墨迹的比较研究。这样才能获得切近历史实情的可靠结论。
刘涛先生认为：如果以中原碑版书迹和江左尺牍书法为参照，东晋铭刻书迹有着“双重处境”。
第一重处境是：东晋铭刻书迹与中原碑版书迹存在着“同”的关系。不论是“精刻”的墓志还是草率的铭刻书迹，二者都有相像之处。
第二重处境是：东晋铭刻书迹与东晋尺牍书法比较，二者存在着“异”的区别。（原文此不照录，请参读原书257-259页）
只留个结论：由东晋铭刻书迹的“双重处境”来看，公元4世纪的“南碑”与“北碑”有相通之处，这并不一定是南北书法交流的结果，而是强大的铭石书“传统”在南北两地延续的显现，是不谋而合。而“南碑”与“南帖”楷书的差异，表明楷书用于刊刻墓志之初，仍然受到过去铭石书传统的制约，所以东晋墓志楷书不能如尺牍楷书那样新妍。
下一篇，我们开始读南朝书法。
（【跟着布丁读书法史】之72，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