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98，一度被认为是文艺青年及艺术青年朝圣的地方。从它兴盛到现在，无论何时进入园区，都是熙熙攘攘人满为患。如今到北京旅游的景点，除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798也是必经之地。整个园区了充斥各色店铺，画廊艺术中心书店咖啡馆餐厅培训班，空气里充盈着咖啡香，满大街贩卖的廉价玩偶也随处可见，少数未被租出去的“原住民”工厂则布满灰尘，而那些曾经奋斗过的痕迹也被这拥挤的人流冲淡。可最初，798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乌托邦乐园。有一部分艺术推动者曾经为这里努力斗争过。
798：背景与新空间
吕澎/文
1994年，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中央美术学院因房地产开发置换搬迁。
从古老而繁华的王府井街原址搬离之后，在2001年进入望京新校园之前，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们在大山子北京电子器件二厂有六年的过渡教学时间，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时期被称为“二厂时期”。
2000年12月，国营企业改制的经济政策导致原来用700、706、707、718、797、798做代号的国营工厂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量的厂房闲置下来，七星集团开始将那些看上去陈旧不堪的厂房对外出租。在之后的时间里，代号798的厂区成为这个区域的艺术区的统称，并且构成了艺术史的新标志。
798是1950年代的电子工业基地，由周恩来（1898—1976）总理批准，王诤（1909—1978）部长指挥筹建，民主德国参与援助建设。1957年10月，798艺术区的前身718联合厂，即“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正式投产。
竣工后的北京718联合厂全景1957年
主要建筑由1950年代民主德国专家设计并建造，建筑采用了包豪斯设计理念。1964年4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四元字1035号》和《四计字1354号》两个文件，撤销718联合厂建制，成立部直属的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直到1990年代，这些工厂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作用。简单地说，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与大多数国营企业相似，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赋予生命的老企业和工业区。
利用798厂区作为艺术工作空间也许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偶然性，《三联生活周刊》编辑舒可文的一篇名为“798与城市形态”的文章这样记录说：
“二厂时期，雕塑系接受政府委托制作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群雕，制作这组大型群雕的创意其实已经在市政府讨论了很多年，一直在多方征稿，到了1995年这个创意似乎等不得了，不再征稿，直接委托美院雕塑系作为任务来接受。
隋建国当时是雕塑系副主任，他说：‘这是一个太大的雕塑，雕塑系全部教师都参加了，二厂的工作室虽然比原来的大了不少，但还是应付不了这个作品。’他们于是开始在学校周围寻找更大的空间，在二厂街对面的酒仙桥4号院他们看到有很多闲置库房，里面堆放着积满灰尘的工具、杂物。
当时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老工厂，由于国有企业的转型转产，很多空间闲置起来，于是雕塑系以每天每平方米3毛钱的低廉租金租用了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仓库作为雕塑车间，从1995年到1998年的近4年中，雕塑系的所有教师学生都在此工作过。”
2000年，隋建国与同事于凡在706厂共租了一个80平方米的工作室，之后贾涤非、陈羚羊（1975—）、彭禹、孙原等艺术家也因为这里安静、空间大、租金便宜而进入了厂区。
2001年，杂志《新潮》编辑部进入798厂区，第5期之后，投资中断停刊，租期未满就宣告转手办公空间。荷兰人汤伟峰（，1973—）在他的文章《是什么使大山子成为“重要的艺术区”？》里这样写道：
“我是最早到过大山子798厂当地的人之一。那是2001年晚些时候和栗宪庭一起，我到了那里和艺术最早有关联的地方，位于进入797联合厂的道路边老篮球场的场院。
那时候这个院子为《新潮》艺术杂志占据。这个杂志由一个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团队支持，包括吴文光、邱志杰和栗宪庭。不幸的时光已经降临到这些先锋的头上，迁入大山子不久杂志就陷入了财务危机。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看起来已经变化了许多。一些人，包括本地的艺术家们，不再愿意信奉一个基本不提供娱乐的出版物，或者为至少是给我们提供“新艺术的震撼”而破费。一个艺术杂志很可能像一出肥皂剧一样来运作。”
之后，媒体人洪晃（1961—）的团队进入了《新潮》撤走后的空间。洪晃对于在798初期的日子有过这样的回忆：
“当时特别好玩，我们五十多口人，厂长优待为我们提供吃饭的地方，是冶金研究所的食堂，那简直是社会主义的天堂，6块钱一小炒，10块钱就能吃得又饱又好。突然回到了幸福的无忧无虑的70年代的大食堂，当时所有编辑部的人都特地找出父辈用的大饭盒去打饭，吃完了中午的，晚上还捎带回去。过了一年后，食堂没有了。大冬天的，暖气不足，工人依然上班，厂里居然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件棉背心御寒。”
2002年2月，美国人罗伯特（RobertBernell）进入798，他租了只有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罗伯特的进入被认为是798艺术区的开始，因为，罗伯特的书店是作为艺术机构进入798的第一家。
罗伯特的“现代艺术书店”
罗伯特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86年开始，他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共两年），在这个城市里，他认识了80年代说出“中国画穷途末路”的批评家李小山，“’85美术运动，南艺是当时的中心，李小山写了《中国现代绘画史》，宣布中国水墨画到此为止，引起很大争论。我每周去他宿舍交流，接受指导。所以艺术一直都是爱好。我在大学的学士论文就是和中国作家韩少功合作，研究三四十年代的一些艺术。”
1997年，罗伯特创办了网站，这是一个主要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英文网站，正是因为经营这个网站，罗伯特结识了中央美术学院的不少老师和学生。直到2008年，罗伯特这样与纽约SOHO比较：“美国的SOHO现在已经是程式化——名牌店了。画廊也不多了，798可能更像Chelsea（画廊区）。回到原来的SOHO，相似的地方特别多：艺术家进去，因为是厂房，只有冷水，不适合住。艺术家改造了它，当做家，复活了它。798原来也不适合工作和住，是艺术家进来改造并复活了它。”
渐渐，进入798的“现代艺术书店”成为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等出版展览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场所。之后，罗伯特在香港注册了他的出版社，并以“Timezone8”（东八时区）之名出版中国当代艺术图书著作。
2002年3月，早年“星星画会”的成员黄锐（1952—）从日本回到北京，在798租了一个大车间。随后，他将日本东京画廊引进到他工作室旁边的一个400平方米的车间，东京画廊在北京的分支“东京艺术工程”（）在798设立。机构老板田幸人的父亲山本孝先生曾经是亚洲艺术的先锋代表，早在1950年代初就建立了东京画廊，推荐过徐冰、蔡国强等中国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东京艺术工程”的展览，对在北京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了解和认可798这个空间，起到了树立信心的作用。
10月，东京画廊邀请批评家冯博一策划了第一次展览“北京浮世绘”，策展人将形成于日本江户时期的美术流派“浮世绘”概念，与北京都市文化的日常性内容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东京艺术工程“北京浮世绘”展览现场
这个展览不仅预示了这个社会以及798的未来，也让很多艺术家和经营机构看到了闲置厂房和车间可能带来的机会，几乎在东京画廊第一次展览的同时，艺术家赵半狄（1966—）、刘野、苍鑫、张小涛、石心宁等10个艺术家相继租用了798厂的原料车间排列一行的“料格子”，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空间按照原来的10个门被分隔成10个工作室。到了2002年底，在798的艺术及商业机构已有40多个，艺术家工作室超过30个。当年，798物业因租赁创收荣获了七星集团的“年度贡献奖”。2003年，租金收入达到3200多万元。这表明了艺术对这个国营机构的未来开始产生影响。
2003年尽管发生了“非典”疫情，可是，年初仍然进驻了新的画廊，3月，“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长征艺术基金会）在大半年（2002年6月开始）的“长征”活动之后于11月落脚798，这个新的展览场所被称为“长征空间”。相信从共产党的革命史中能够找寻到当代艺术动力的空间负责人卢杰（1964—）不断地在这里策划和举办各种艺术展览与学术活动。
2003年9月，空间邀请了来自闽西山村的李天炳（1935—）、西安城里的郭凤怡（1942—）、延安窑洞的王文海（1951—）举办展览“民间的力量”，空间安排这些民间艺人在开幕式上现场创作和与观众交流。
这个多多少少让人回想起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所谓向民间艺术学习——的展览，试图在让人恐慌的“非典”时期强调“对当代艺术中的精英意识为特征的非时间状态和非历史感的误区的批判”。正如“长征”这个词的历史含义一样，在之后的日子里，卢杰以798的空间为经营场所和长征基地，不断地与其他艺术家一个个地实现着他们的“长征计划”。
艺术家和画廊机构的进入，给予那些参与历史进程的艺术家以动力，他们似乎感觉到一个通过艺术彻底改变798的机会到来了，2003年，艺术家黄锐和徐勇发布了一个题为“再造798”的宣言：
我们希望厂区内的所有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们能积极响应我们的倡议，共同来参与“再造798”活动，在我们的艺术区里营造一种健康、活泼、合作的文化小气候。请柬、海报、导览图请各参加活动的机构及公司分摊部分费用，画册制作不另外收取费用。该活动完全自愿参加。
这次“再造798”的大型活动的主办机构就是“时态空间”，特别受邀人还有“北京七星集团物业管理部领导及六分部全体职工”。黄锐等人的这种号召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20世纪末的“星星”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讲，“再造798”就是一种以艺术为手段来改变体制的政治意识的表现。然而，798的产权隶属和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并没有赋予艺术家们任何“再造”的权力，可是，对于那些1950年代左右出生的艺术家来说，这样的举动几乎是本能的、充满刺激性和挑战性的。
“再造798”的活动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活动引起了七星集团的焦虑与困惑，集团领导人似乎感觉到了艺术家们的能量将改变人们对798的判断。七星集团质问艺术家：“你们有什么权力再造798？我们还活着，你们再造什么？
即便是6月的“非典”时期——这时七星集团冻结了厂房的租赁计划，798的展览仍然继续进行。七星集团通知艺术家：798已经被规划为“中关村电子城”，2005年年底将要完成拆迁。
2005年，北京旅游局发布的《“798艺术区”调研报告》开始透露出政府有意图利用艺术家的资源建设“文化旅游消费区”。
不过，这个新的旅游区的核心内容是艺术，这是一种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的旅游吸引物”，在官方意识形态没有改变而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掩盖了艺术里的政治问题的时候，人们很快会发现，“开发”这个吸引物将为参与各方带来新的问题。
一切都在急速而缺乏整体性考虑的背景下进行着，2005年9月，于1980年代末离开中国的批评家费大为（1954—）代表尤伦斯艺术基金会与“七星物业”正式签订了租赁合同，基金会租下的面积有5000平方米——具体物业是原798锅炉房，这个798艺术区内最大面积的租户的举动似乎表明了798的未来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与大多数批评家和历史研究者一样，我对2000—2010年之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面临着困惑与难题。新世纪十年的艺术是伴随着影响艺术变化和发展的环境生态同时进行的，其关联密切的程度，使得我们不得不将整个艺术生态的变化和发展看成是十年艺术史的一部分。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去书写艺术家的工作？（吕澎）
*全文摘自《中国当代艺术：2000-2010》，有删节
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0
吕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