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手写军票的人物研究

日本手写军票在香港发行的不到四年中，对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在港发行的日本军票的简单介绍，重点分析了军票上的人物，指出了日本军票上的人物代表着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国家也通过货币来引导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与文化的观点。

关键词：日本军用手票，人物，武士道，文化反作用

1941年圣诞日香港沦陷后，香港的货币使用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叫“日本军用手票”的货币进入了香港的货币市场并被强制使用。香港的货币市场迅速被打乱，日本军票开始侵入到香港人民的生活中。但这种扰乱货币市场行为还不是最糟糕的，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香港市场内的全部军票顿变废纸。一夜之间，几乎全部的香港人财产损失惨重，对于香港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

所谓军票是一种从战争衍生而来的产品，一般来说是参战国在占领区发行的一种应急性战时货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在战争中发行过军票或者说同种性质和概念的产品，比如说德国在二战期间战胜法国之后，就发行了一种与日本军票性质相同的产品——国家信贷局劵。此外，还有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时期在东北发行的红军票、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发行的军票、蒋介石国民政府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发行的军票等等。

但是，正如对于德国发行国家信贷局劵所说的，“种货币也是只能在占领区使用……最初是为了方便部队在闪电战中购买民用品，而战争转让长期后变成了德国压榨占领区的产品和劳动力的工具了”。[1]日本发行的军票最初的使用上也是用于方便征调军用物资，日本第一次尝试对外使用军票是在甲午战争时期，在1984年11月17日通过了《关于军用切符及征发证票制度的方案》，计划在中国使用军票，虽然没有大规模使用，但是也为后来的发行军票打下了基础。在随后的历次的战争中，日本都有发行使用军票，包括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对德宣战以及1918年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日本的各个战争中，1937年之前，日本军票的功能基本是只作为征发票证使用，也就是方便在战争期间的军用物资的采买和使用，然而当中国这个“大饼”也进入世界掠夺时，日本也不甘示弱的使用军票进行了经济侵略。当中日的战争进入持久战后，在中国的日本派遣军的要求下，日本内阁在1937年的10月22日通过了《军票发行要领的决议》。在11月5日中日战争期间第一支携带军票的日本军队——柳州兵团在杭州湾北部登陆。自此之后，日本的军票就开始在中国的国土上发行、流通。可以说，中国是日本军票发展的最大暖巢，在当时中国这个还使用重金属货币的地盘上，日本军票达到了高峰期，肆意的掠夺中国的经济财产，这其中以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的军政统治一直持续到最后的香港最为严重。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其中在经济方面就采取了通过《帝国国策遂行要领》[2]，发布《南方外币表示军用手票发行手续》的训令。在1941年冬，日本完全占领香港后，就开始大量发行军票。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23日，兑换率最初是军票壹元兑换港币两元。在到后来的1942年7月24日到1943年5月31日，兑换率就变成了军票壹元兑换港币四元。直至英国重新在1945年8月30日接管香港为止，日本在侵略香港的短短不到四年，就掠夺了香港的大量财产，在占领期间，并未有任何准备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仅仅是通过印刷并强制香港人民使用军票、废弃港票，来套取香港的大量经济。据日本专修大学教授坶井义雄的研究报告《崩溃时期的日本军政——香港1943-45》统计，日本军政通过发行这种军票，就把战前在香港流通的1.6亿港元以及香港上海银行保管的1.9亿港元收敛到手。这些约3亿的财产在当时货币还未贬值，尤为值钱的时代是一笔巨款。这也使得在被日本侵略后的香港军票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时，不仅对当时的香港银行打击惨重，更严重的是影响了香港百姓的生活。

日本在发行军票时，极为强制，更甚者在1943年6月就发出硬性规定军票为香港唯一合法的交易媒介，任何私藏港币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这也使得在日本一瞬间退出香港货币市场，且并不偿还欠下的香港北行的军票债务时，对香港的金融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当时万众要求补偿损失，但多年都未成功。至今，关于日本军票在香港发行，欠下香港百姓债务并未赔偿等一系列事件仍处于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

日本发行的所谓“军票”，即“军用手票”的简称，最初叫做“军用切符”。[3]关于日本发行的军用手票是否为货币的问题，多年来日本以及中国学者都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意见上还是有一定分歧。比如：有贺长雄持“票证”说，认为军票不是货币，只是一种征发凭证[4]；也有人对于此持有不同观点，像曾任日本陆军主计中将的森武夫就认为，日本这种军用货币就是流通货币。而本文认为日本在香港发行的军用手票就是货币，原因如下：

首先，日本在香港发行的军用手票完全具备一般货币所具有的基本功能与属性。货币的基本功能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5]在香港发行的军票与港币有固定的兑换比率，而且与日元等值，是具有衡量和表现商品价值的一种职能。在香港的流通过程中，正如清水善俊考证“日本军票在香港发行期间具有着发行、流通、回收的统制管理三个特点，依靠军事力量强制流通使用。”[6]日本军票也能够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职能，即使这种流通带有着一定的强制性。

其次，日本军票在香港使用期间，已经发展成熟，达到了货币的标准，但却带有着强烈的政治性、侵略性与暂时性。日本军票的发展前期的确并不能定义为货币。因为最初的军票只是一种征发凭证，并不具有在市场上广泛流通的功能。比如说日本为了筹措军费，在西伯利亚地区再次发行军票。但当时的西伯利亚地区的货币制度极为混乱，市场上有多种货币，流通有多种不便，那此时的军票就并不是货币。但日本军票在中国发行已经基本成熟，在加上香港货币市场有稳定的货币——港币。将港币与军票相兑换，军票也就承担起了港币所承担的货币功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军票的货币角色是一直不变的。因为日本军票本身从出生起就注定是一种战时的产品，因而不可避免的具有政治性、侵略性与暂时性。因而日本军票是一种货币，但，这是它在香港发行的四年这个既定范围下所定义的。

日本在占领香港期间所发行并使用的军票并不统一，具体来讲应该有四款，包括一款加盖军票和三款正版军票，面值在一钱至一百圆不等。这些军票的发行时间正好是香港沦陷前三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这四款军票在日本侵华时期在沦陷区使用，香港自然也在其中，尤其是一九四四年发行的一百圆军票，就曾在香港华人行大厦地库的印刷厂大量印刷，甚至日军已经计划好在一九四五年将发行面额一千的军票，进而更大力度的敛财，但因日本投降而告吹。

日本发行的军票与如今当代纸币一样，会根据不同的面值印有不同的各式各样的图案。其中纸币特别喜欢在图案设计上加入一些人物、地域景观、动植物等。比如说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法定货币的正面就印有伟大主席毛泽东的头像，背面就是中国的大好河山，像西湖三潭印月、长江三峡、桂林山水等。日本的军票的发行就是用来充当货币的一定职能，自然在图案的设计上也采用了一些人物的头像作为元素。这些人物的身份，经历以及代表的含义各有不同，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这款壹圆货币是在1938年8月首次发行,在正面的中央偏上的部分印有“大日本帝国政府”的字样，中央横向的就是“军用手票”四个红色大字，大小为86×毫米，其的背景人物就是日本传奇政治家武内宿祢。

武内宿祢相传是孝元天皇与物部式元祖大综麻杵之女伊香色谜所生之子彦太忍信的孙子。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说法，武内宿祢位极人臣，且地位极高。他在景行。成务、仲哀、应神、仁德五朝都担任了重要的职位。首先，他在景行时期辅佐太子，有着“从龙之功”。其次在成务天皇即位后担任推行全国范围的地方首长制度的重要大臣一职。而推行的这一制度是大和朝廷早起完善政治体制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也为后来的政治改革打下了重要基础。再次，他扶持息长足姬建立摄政政权，在面对二王谋反的事件中，他帮助杀死了两位王子，稳定了政权。最后武内宿祢还以多朝元老的身份把持朝政，他的子孙在当时的朝廷上都有担任重要的职位，就是说武内宿祢他本人以及家人都有在朝廷中作出贡献，因而武内宿祢人称“大臣之祖”。

据《日本书记》关于武内宿祢作为忠臣的记载：

“九月夏四月、遣武内宿禰於筑紫、以監察百姓。時武内宿禰弟甘美内宿禰、欲廃兄、即讒言于天皇、武内宿禰常有望天下之情。……於是二人各堅執而争之、是非難決。天皇勅之令請神祇探湯。是以武内宿禰与甘美内宿禰、共出于磯城川湄為探湯、武内宿禰勝之。便執横刀以殴仆甘美内宿禰、遂欲殺矣。天皇勅之令釈、仍賜紀直等之祖也。(卷第十,应神天皇,九年四月)”[7]

这则故事塑造了一个忠厚的哥哥武内宿祢和一个狡猾的弟弟甘美内宿的传统故事典型。故事的推进并不特殊，但其中却极其富有戏剧性又带有悲剧色彩，还采用了“探汤”的判案方式，展现了一个极具忠诚爱君的武内宿祢。在这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武内宿祢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展现的是一个忠臣形象。

不仅如此，武内宿祢还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在他的历史记载上有着太多的传奇色彩与传奇经历，这也使得后人也无法相信书上的记载为真实可靠。比如说在他的年龄上就有很多疑点，据《公卿补任》和《水镜》二书称其为362年去世，而在《帝王编记》中则称其为390年去世。也就是说武内宿祢去世的年龄可能是二百多岁也可能是三百多岁。且不论记载上就有着冲突，武内宿祢个人能够在当时医疗与经济并不发达的年代活到200多岁，基本是不太可能，而且在关于他的记载上多半带有并不现实的成分，因而在武内宿祢个人的描述上应该是带有着神化的色彩。

这款五圆军票是在1938年9月首次发行，颜色上偏绿色，大小为77×132毫米。与前面介绍的壹圆军票一样，五圆军票在正面的中央也印有“五圆”字样，并上面横向印有红色的“军用手票”大字。但与壹圆军票不同的是，在左侧印有著名建筑以及在人物头像上换成了日本学者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8]），生于世代学者之家，是参议菅原是善第三子。他是来自平安前期的政治家、学者，深受宇多、醍醐两位天皇的赏识与重用，曾任右大臣等要职。

菅原道真身处于一个藤原氏专横跋扈、独揽朝纲的时代。在朝廷之上，菅原道真担任过数职，但令人可惜的是菅原道真最后受到迫害，被赶出京城，流放到九州太宰府，仅仅两年得到的却是一个客死他乡的结局。但是他在政治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不会抹去的，他承担了一个臣子应该有的责任与义务。

然而，在政治的的贡献上，还只是菅原道真人生中的一小部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更加突出，甚至被尊为“文化神”，著有《类聚国史》、《菅原之草》、《新撰万叶集》和《日本三代实录》等。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曾经是文章博士，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因而菅原道真年少时就展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分，对于诗歌方面尤为擅长，据《菅家文草》记载，菅原道真十一岁时便在岛田忠臣[9]的指导下开始写汉代类型的诗歌，创作了《月夜见梅花》等作品。除了汉诗之外，菅原道真还创作了大量的汉文散文，此类作品都被收录于《菅家文章》的第七卷至十二卷中。在菅原道真创作的时代，正好是宽平六年（894年）遣唐使废止的时刻。此时的日本的文学正处于一个独立走自己道路的关键期，而菅原道真这些涉及到汉代文化的作品正好促进了日本传统的和文学与汉文学的交融发展。小泽正夫就给予菅原道真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不仅推动了汉诗文的日本化进程，另一方面还将汉诗的手法融入到和歌中去，使其更加优美。”[10]

可以说，菅原道真是一个优秀学者的化身，他不仅自身对日本的政治和文化带来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即使是在他逝世后，对后来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他祖父时代开始经营的私塾“菅家廊下”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经统计历任至朝廷要职者就有100多人。后来菅原道真死后，京都陆续出现了多种异象，甚至出现了雷击现象。因而被日本人普遍认为是天神信仰中的一部分，并认为其是“雷神”、“文化神”经常来敬拜。

这款军票是在1938年8月首次发行的，整体上看上去与五圆的军票很相似。大小是81×142毫米，正面右侧印有的头像是日本高级官僚和气清麻吕的肖像。

和气清麻吕（733-799）是出生于奈良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的一个日本贵族。在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最为出名的是他粉碎了道镜的阴谋，使得日本免于断了所谓的“万世一系”的皇统。日本幕末著名儒学家藤田东湖在《和文天祥正气歌》中主要引用了十二个典故，展现其尊皇攘夷，精忠报国的思想。其中的第十三句就引用了和气清麻吕的故事：

“清丸尝用之,妖僧肝胆寒”

以上的“清丸”指的就是和气清麻吕[11]。主要事件就是日本历史上定义的“宇佐八幡宫神讬事件”。讲的是称德天皇在位期间，偏爱佛教，极为宠爱一个叫做“道镜”的和尚。于765年任命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766年又赐封其为“法皇”，甚至认为这样也不能足以表达她对于和尚尽心供奉的感激和喜爱，想要将皇位传给这个道镜。在769年宇佐八幡宫假称自己得到了神讬“八幡神教言：‘令道镜即皇位，天下太平’”。而此时的称德天皇完全信以为真，所幸的是和气清麻吕这个解禁忠诚的忠臣不顾生死安危，向天皇揭露了这个阴谋，最终维护了皇脉。可以说，和气清麻吕是一个为了巩固皇基而毫不顾忌个人生死的一个忠臣，是一个值得赞扬与歌颂的形象。

除了他的个人形象流露着令人敬重的光辉之外，和气清麻吕也拥有着辉煌的成就。作为一名官员，他主要的工作成就在于建筑和水利工程上，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的部门，大概是隶属于像中国古代户部这个部门。和气清麻吕首先修建了平安京。安京是日本京都的古称，作为首都延续了近一千多年，至今拥有着清水寺、二条城等17个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日本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提供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发展环境。不仅如此，和气清麻吕还对于水利工程上有着一定的心得，在摄津河内川水利建设中也功劳显著，因而和气清麻吕不仅是日本在港发行的军票中有其肖像，在自己国土所使用的930年日本银行兑换券正面也印有和气清麻吕的头像。

图为1930年日本加贴币（“证纸”）

这款军票是1944年首次发行，与前文所介绍的军票一样，正面的中央以及背面都印有红色的“军用手票”四个大字。军票大小为93×162毫米，正面右侧部分印有的是圣德太子的肖像。

圣德太子（574年2月7日——622年4月8日，即敏达天皇三年正月初一至推古天皇三十年二月二十二），圣德太子本名为宫廄户皇子，关于圣德太子这个名称在他生前并未有此叫法，“圣德太子”这个名号其实是后人在《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中对于他个人的一生经历与看法取其中“圣德”作为称号，这与我国的谥号有一些异曲同工，都是在死后总结人一生的功过，给予一定的称号，如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暴君，而其中的“厉”就是对他的斥责。可见圣德太子是一个后人眼前名副其实的一个人，“圣德”就是他个人的标签，表达了后人对他的赞扬。

圣德太子是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在他生活的时代，豪族之间都争权夺利，政治斗争日益激化。在崇峻五年崇峻天皇被暗杀后，经过苏我氏与皇室的争斗最终达成了妥协方案：以苏我马子的外甥女即位为推古天皇，由皇侄廄户太子，也就是圣德太子为掌握实权的“摄政”[12]。圣德太子虽然没有登上天皇的宝座，但是却掌握了日本实权长达三十年。在这段期间中，圣德太子适应了国内外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就的改革，即推古改革，并派遣使臣前来隋朝学习中国先进制度。使得日本学习了中国的先进文化，推行了新政，采用了历法、编修了国史，兴隆了佛教。直到今天，圣德太子都是日本人民心目中的佛法之王、圣人。圣德太子的肖像画至今仍是日本历史人物中在纸币图案中出现的次数最多的，共被使用了7次。如今的日语中“圣德太子”还被翻译为高额纸币的代名词。

圣德太子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国家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改革，其中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对于他个人的贡献与形象目前趋向于圣人化。经现代研究表明，关于圣德太子的贡献可能是人为的制造，添加的。比如说关于他主张的十七条宪法就有津田左右吉学者在1930年的《日本上代史研究》中就有指出其并非圣德太子所作。[13]因而关于他个人的研究仍处于不断探索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圣德太子就是日本人心中的圣人代表。

日本发行的军票，它本身的存在其实会在某种程度上透漏和展现自己的政治性与思想性。其中的人物图案就是一个较明显的代表。在前文的介绍中，分别出现了武内宿祢、菅原道真、和气清麻吕、圣德太子四个人物，他们各有各的特色、贡献。武内宿祢是“大臣之祖”、菅原道真是优秀学者的化身、和气清麻吕是城市建筑和水利工程的高级官僚、圣德太子是推动日本改革，加强中央集权的“圣人”。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有着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作为日本军票上的人物自然也有着共同点，他们都是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

对于武士道精神，中国普遍了解的是明治维新之后被用作煽动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在经过法西斯主义的恶性渲染以及军国主义本身的劣根性的影响，在二战期间武士道逐渐表现在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杀人之道”，比如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就杀害中国平民数千万，梅花惨案中日军在梅花镇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然而。此时的武士道这个一个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其实在畸变之前对于日本来说一直是一个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这种精神规范是起源于日本的镰仓幕府，作为日本民族文化传统，在日本人的精神领域根深蒂固，就像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已经融入到中国的骨髓之中，因而在军票的人物选择上自然也以一种武士道精神的视角去选择符合武士道精神的封建道德规范。

所谓武士道精神是以家臣对主上的忠义谓核心，要求武士具有勇猛坚毅、视死如归、忠诚仁爱的精神，并要求养成重视礼仪修养的习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忠。武内宿祢、菅原道真、和气清麻吕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对皇室勤王的忠臣，武内宿祢是一生都是做臣子，即使去世后，后人也不断的入朝当官；菅原道真不惧专横跋扈、独揽朝纲的藤原氏，也拒绝三善清行让其退隐享受人生之乐的建议，从而被权贵诬告而病逝；和气清麻吕平定藤原仲麻吕之乱，敢于粉碎道镜阴谋进而才被道镜陷害导致流放正如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一书中说道：“武士道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即‘武士的信条’，也就是随着武士身份带来的义务。”。三个人都是在每时每刻都遵循着自己应该有的义务以及宣扬着忠诚与武勇。

但值得注意的是三者的忠，忠的是君王，不是国家。可以与之对比理解的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管子、晏子等一批先秦政治家、思想家。先秦儒家主张的是忠国。比如说有一次齐景公曾支使晏子替他取热食和皮衣御寒，被晏子以“我不是为你掌管衣食供奉的职官”而拒绝，并说出自己是立于朝堂之上掌管大政方针之臣。在管晏看来，真正的忠臣使忠于国家社稷，而不是忠于某一位君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与国家共患难，却不会也不必与君王共危难。而相比而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所传扬的忠则是很侧重于君王。武士道的“忠”是指武士对给予自己“恩赏”的唯一的诸君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以死完成的忠诚。它所侧重的是对于主人的绝对忠诚，无论主人的命令是正确还是错误，都要严格执行。这种忠是只针对一人的。在《军人训诫》中就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就可见一斑。这种武士道思想对国民的控制和影响是不可估计的，武内宿祢、菅原道真、和气清麻吕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忠的只有他们的天皇，武内宿祢在面对二王谋反的事件中，他帮助杀死了两位王子，是日本公认的忠，但是从另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理解，又是否真的有利于国家呢？这却有待商讨。

日本军票是近代发行的，因而必定与近代武士道的思想有关。随着武士道的近代化，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把天皇的忠诚绝对化，并贯彻军国主义思想。日本军票的最高面值——壹佰元上的头像圣德太子就是天皇的缩影。首先，圣德太子出身就是天皇的皇子，具有着作为天皇的先决条件。其次，虽然圣德太子并未登上皇位，但他掌握了实权多年，加强了中央集权，已经是隐性的天皇。最后，圣德太子宣扬了佛教，融合了儒教。而武士道精神的起源就是对佛教以及儒家的再理解所形成的。因而，圣德太子符合作为效忠对象——天皇的化身，自然会在军票中出现在最高面值上。此时的近代武士道，从效忠对象的多元转为一元，全体的日本人都只效忠天皇一人，构成了“一君万民”的体制，进而才会作为精神工具，不断的影响和毒化日本国民的思想，在二战期间不断的对外侵略，实施暴力。

综上所述，武内宿祢、菅原道真、和气清麻吕三人代表的是近代武士道精神的忠臣代表，而最高面值的圣德太子则是他们以及国民都应该效忠的天皇代表。

货币的概念是购买货物，保存财富的媒介。大体理解可以简单的将其定义为一个经济概念。但是货币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却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一个经济范畴，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展现。就以日本在香港发行的军票为例，它的发行是源于政治，因而对外侵略才会发行专门的军票，发行的原因与具体发行的步骤也有着政治的考量。在经济上，军票也充当了自己作为货币的作用，可以用来支付，也可以用来购买商品。在文化上，货币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文化观。就像日本货币中所选用的四个人物，他们都符合近代日本的主流思想——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

相反，货币潜移默化也影响着使用者的思想，从而引导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与文化。在前文介绍的军用手票中，中间都具有四个红字——军用手票。这是因为它在日银劵的基础上再版印刷的。前一版的日本军票制作粗糙，出现了一系列伪造军票等问题。又在大藏省理财局局长大野龙太的提议下“应该在华中地区使用日银劵或与日银劵图案相同的军票，否则会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失去信用”，因而删除了原有的日本银行劵字样，正中印有“军用手票”四个红字。由此可见，军票的使用上，对于被侵略者在一定程度有着潜移默化的宣扬教育的作用，需要对这种暂时性的货币进行一定的伪装，从而降低使用者的抵触心理。

因而在货币上的图案与人物的选择上，国家都会慎之又慎。货币上的人物会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关联极强。日本货币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图腾崇拜的缩影。他们符合国家当前的政治、符合国家当前的思想，就会被进行一定神化进而被奉上神坛。这些人物可能本身并没有如此夸张的成就，也没有超乎烦人的本领。经过一定的润色，武内宿祢长寿活到二百多岁；菅原道真能够导致雷击；和气清麻吕坚决反对所谓神谕；圣德太子的成就和事迹经现代学家研究可能是虚构出来的。这些种种都不可避免的将货币上的人物加以神化，进而使得国民都会进行崇拜与信仰。这与图腾崇拜有着异曲同工，“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语，意为“他的族”，原始社会中，人们对一定的动物、植物与无机物等作为氏族组织的名号，而这一图案就是他们氏族的图腾。图腾是维持氏族成员团结一致的有力纽带，它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一种社会的凝聚力的引子。正所谓：“图腾的结构反映社会的分歧与团结，而图腾自身则反映出人类对神圣的定则及力量的普同信仰。”货币上的人物与图腾在社会上的作用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样的。他们代表着最高的信仰，引导着社会的核心思想，促使着社会形成一定的凝聚力，从而达到社会稳固团结的目的。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页.

[日]《杉山笔记》,原书房,1967,第372-380页.

[日]有贺长雄：《日俄陆战国际法论》，东京偕行社，1912，第771页.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日]清水善俊：《支那事变军票史》，大藏省印刷局，1971，第103页

小島宪之,直木孝次郎,西宫一民,藏中进,毛利正守,校注·译.1994『.日本書紀』[M].P474~476.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以下省称“新全集”.

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之《古今和歌集》

高文汉.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轨迹与特征[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8(4):97-101.

[1]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页.

[2][日]《杉山笔记》,原书房,1967,第372-380页.

[3]日语中的“切符”即票的意思.

[4][日]有贺长雄：《日俄陆战国际法论》，东京偕行社，1912，第771页.

[5]何盛明.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6][日]清水善俊：《支那事变军票史》，大藏省印刷局，1971，第103页.

[7]小島宪之,直木孝次郎,西宫一民,藏中进,毛利正守,校注·译.1994『.日本書紀』[M].P474~476.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以下省称“新全集”.

[8]此处所注日期为公立，旧历日期为承和12年（845年）6月25日-延喜3年（903年）2月25日.

[9]岛田忠臣（828-892），平安前期的贵族、诗人，师从菅原是善，曾受菅原是善之托当过菅原道真的老师，其女宣来子是菅原道真的正室.

[10]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之《古今和歌集》.

[11]高文汉.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轨迹与特征[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28(4):97-101.

[12]摄政一词是指代国君处理政事，古代国君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事时，由亲族暂代执政。在日本历史上共有四位摄政，即：神功皇后，圣德太子，腾员氏，裕仁亲王.

[13]津田左右吉《日本古典研究》（岩波书店、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