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国钱币收藏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其原因是那个时期既有开放的学术风气,浓郁的研究氛围,也有一大批痴迷其中、为之一掷千金的藏家,更有一群眼力、魄力俱佳的钱币经营者,按照时下之流行词汇叫做“钱币的生态圈”非常完整。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刚接触古钱币时能买到的第一本钱币书籍是上海书店影印的《历代古钱图说》,繁体字竖版,黑白的钱币拓片下面标注的价格是大洋多少。当时苦于资料书籍有限,那本书几乎翻烂,上面密密麻麻做了标注。现在的玩家完全不用走前人的老路,便捷的搜索工具,高清质的钱币照片,甚至真伪、品相的把关和服务都做到对藏家毫无风险,似乎唯一考虑的就是你的喜好和经济能力了。的确,信息技术的革命带来了全新的收藏路径和体验,也使钱币收藏进入到民国以后新的高峰。
首先是对拓片、拓本的重视和传承。制拓是将器物的铭文及纹饰拓印下来的独特技法,它能够真实反映原器物的细节和神韵,古人对拓片极为珍视,称为“下真迹一等”。另外,拓片呈现的艺术语言和韵味是现代高清影像技术仍然无法替代的。自古以来,钱币拓片是辨伪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钱币拓本、拓集也是非常珍贵的钱币资料“数据库”。
其次是古籍善本的收藏与研究,由于古代采用雕版印刷工艺,用这种工艺印制一部书籍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非常不易。清朝以前的钱币类古籍存世极罕,清代数量虽然稍有增加也非易得。民国时期丁福保先生将前人的钱币著述汇编为“古泉丛书”影印出版可谓承前启后。他还结合当时新发现的钱币实物及各家见解并配以市场交易价格,编纂了《古钱大辞典》及《历代古钱图说》两部经典著作,影响惠及当代。
第三类是钱币先贤的笔记、日记、信札、题跋等,其特点是偏重于记述性和时效性。从中既可以追踪到作者之所见、所闻、所感,又能通过一个个事件的相互关联分析出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面貌、社交圈子乃至人文环境,从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中往往更能真切感受到作者的思想。以上三类可以说既是钱币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钱币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自然受到藏家、学者的重视和追捧。
去年年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承蒙应天斋主李海波先生作缘得到一批钱币先贤的往来信札,计有戴葆庭、骆泽民、沈子槎、马定祥等先生共三十余通。加上历年来通过藏家惠让、拍卖等渠道收集的,不期已达百件,涉及钱币先贤近三十人。其中戴葆庭先生致骆泽民先生之信札计有二十五通,时间自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至一九五九年,以四十年代为主。由于大部分信札附有实寄信封、邮票,可从邮戳得到具体日期,邮戳不清晰的也可以通过信的内容加以推算。通过对这二十五通信札的释读和整理,按时间顺序,基本梳理出一条脉络,内容具体而详实,对了解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钱币学研究状况及研究环境,钱币学研究组织的建设与发展,钱币研究出版物的出版与发行,钱币市场的走势与价格,钱币经营者的交易与互动,以及珍稀钱币的流传经历与来龙去脉等等都大有裨益。
这批信札中提及了一大批泉界名家,如丁福保、戴葆庭、罗伯昭、张叔驯、沈子槎、蒋寿銈、骆泽民、李映庵、杨成麒、李庆裕等等,同时也涉及到很多钱币珍品,诸如保大元宝背天、乾封泉宝背天府、天策府宝、清泰元宝、天显通宝、皇统元宝、大宋通宝背当拾、政和重宝铁母、嘉靖通宝一钱、三钱、五钱、十一两、宣统通宝雕母、广东寿字一两、广东省造七三反版、宣统三年长须龙、新疆饷金、新疆饷银等等。戴葆庭、骆泽民两位先生以钱币为业,过手珍品无数,是民国时期实战派的领军人物,号称“南戴北骆”。
从这二十五封信札中,首先可以看出两位先生交流非常频繁,仅以民国三十年(1940)五、六月为例,戴葆庭先生就写了七封信。两位先生分处上海、北京,南北方何地有珍品出土,何人有新获,信息的准确,信息渠道的广泛非常重要,这方面双方坦诚相待,互通有无。其次是对钱币的判断及看法的交流,比如戴葆庭先生在与骆泽民先生的通信中提到对宋代钱币“印母”、“铁范”的看法,对五代十国“保大元宝背天”铸造背景的认识,对“牡国元宝”、“助国元宝”年代、性质的判断等等,对有些吃不准的钱币也虚心求教,决不武断。
民国时期钱币界的学术氛围非常好,虽然对某些钱币年代、性质的观点不尽相同,但相互举证、探讨、交流研究已蔚然成风。很多观点发表在《古泉杂志》、《古泉学》、《泉币》等刊物以及《古钱大辞典》等书籍之中。在对这批信札的释读整理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受到戴葆庭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从史实角度梳理考证,从文字、铸造工艺的风格特征比照印证,更从实物出土等因素做出综合判断,不得不令人叹服。另外,从这批信札还可以体会到戴葆庭先生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谦谦君子的风范。对朋友以诚相待,做生意信守承诺。从一些小事上面可以看出,比如骆先生多次请戴先生代购《泉币》、《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等书刊,戴先生除了为骆先生争取到很好的折扣以外,还亲自去邮寄,甚至帮骆先生的侄子寄购。两人之间的交易,戴先生都是先把汇票寄给骆先生,往往存一笔资金在骆先生账上,随时核销。此外戴先生还对京沪两地汇水的差异有着很高的敏感度,他在信中建议骆先生来上海进货,利用汇水差异可以把路费赚回来,时时处处替朋友着想。正因为戴葆庭先生这样的泉识和人品,使得他泉缘不断,珍品悉归,成为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钱币学家之一。
笔者认为,回归传统不是目的,而是我们追溯历史的一种手段;是在于合理的探究、应用、学习先贤的成果,而不是附庸风雅的追捧和流于表面的效仿。这批信札的发现和整理,相信能对戴葆庭先生的研究乃至对民国钱币收藏史的研究起到很好的补充,同时也是对这些钱币先贤们的致敬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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